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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言存道 一代清官张伯行与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
文章来源: 阳江廉政网    发布时间:2020-12-18 10:13    点击:5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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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宋八大家是中国古代选本文化的产物,选本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独特方式,体现了编选者的文学思想。上图是明代茅坤编写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书影,茅坤不仅对每篇文章都有评点,而且对八大家的文章分别有一个总评,这一体例也为清朝张伯行采用。下图是张伯行编写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书影,这一页展示的是曾巩的文章,张伯行对曾巩尤其推崇,这是与茅坤版本不同之处。

  一

  近期,辽宁省博物馆推出“山高水长——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”。唐宋八大家的文章,展示了汉语的无穷魅力与中华文化的精深雅致。清朝,有一位享有“天下清官第一”之美誉的官员,他就是张伯行,那么张伯行与唐宋八大家有什么关系呢?

  在张伯行诸多的清廉之举中,他甫就任江苏巡抚时公布的一篇禁止官员之间相互赠礼的“檄文”备受时人与后人称道,其文不长,但坚定有力:“一黍一铢,皆民脂膏,宽一分,民受一分之赐;要一文,身即受一文之污。虽曰交际之常,于礼不废,试思仪文之具,此物何来?本都院水蘖盟心,各司道亦激扬同志,务期苞苴永杜,庶几风化日隆。”

  张伯行吃过不送礼的亏,但吃过亏后仍不愿随波逐流。

  康熙四十五年(1706年)十月,张伯行赴任江苏按察使,照例要向上司总督、巡抚送礼,有吏员告诉他以往是怎样个送礼法,算下来“约需银四千多两”,张伯行说:“我乃清官,岂能办此?”于是他便以自己行囊中携带的一些丝织品、扇子、帕子等物分送督抚,这些礼物只值数十金,结果督抚嫌礼物太轻,都不接受。

  到张伯行升任江苏巡抚时,他希望能从不送礼这件事做起,逐步淳化官场风气。张伯行任江苏巡抚,是在康熙四十八年(1709年)十月,这一年他从福建巡抚调任江苏巡抚。张伯行在福建为官不到三载,多有善政,如果翻检张伯行的年谱,不难发现他在这期间倾注了大量心力在鳌峰书院的教学与刻书事业。

  对于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张伯行而言,福建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。这里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出生地,九曲溪畔,朱熹著书立说、教书育人的历史使他动容。康熙四十六年(1707年),张伯行到任福建不久,便捐出自己的部分俸禄,在福州九仙山麓购屋数间,建起鳌峰书院。

  中国古代的书院在教学之外,还具有祭祀、藏书的功能,鳌峰书院也不例外。书院内设“正谊堂”,祭祀周敦颐、程颐、程颢、张载、朱熹五位大儒,这五位大儒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。一个书院主要祭祀哪些先贤,宣告了书院所认同的派别、所倡导的思想。张伯行对鳌峰书院的愿景,是将其建设成为复兴程朱理学的阵地。

  在正谊堂后,是鳌峰书院的藏书楼,“置经史子集若干橱”。张伯行努力为书院学生提供体面的就学条件,“士之来学者,日给廪饩,岁供衣服,无耳口纷营之累,而有朋友讲习之乐。”鳌峰书院很快凝聚了一批向慕圣贤、淳厚笃实的师生,他们在张伯行的带领下,共同开启了《正谊堂全书》的编纂与刻印事业。《正谊堂全书》原刊五十五种,主要收录程朱理学代表人物的著作,也有张伯行自己的著作,它的编纂与张伯行复兴程朱理学的宏愿是分不开的。《正谊堂全书》除了上述理学家的著作外,还有一种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。

  二

  唐宋八大家之所以是我们今天熟知的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这八位大家而非其他人,得益于一部选本的流行。明朝末年,一位叫茅坤的文学家编辑了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。其实,八大家人选的确定与选本的刊行,都不从茅坤开始,但茅坤的选本影响力很大,此后虽不断有人对八大家人选提出疑义,但均未能改变已经流行的说法,到了清朝,众多的唐宋八大家文选问世,其中就有张伯行的选本。

  选本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独特方式,编选者选谁的文章不选谁的文章,选哪些文章不选哪些文章,已经透露出了他的文学理念,编选者甚至可以不再多写一字,而高明的读者自能会意。

  明朝茅坤编辑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,背景是其时文坛上的两股潮流相互竞争,一者主张文宗秦汉,一者主张文宗唐宋,而茅坤推崇唐宋散文。清朝张伯行编辑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,也是基于其复兴程朱理学的宏愿。

  前文提到了张伯行在福建任官时主持编纂了《正谊堂全书》,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是其中一种。《正谊堂全书》五十五种,分为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、气节、名儒粹语、名儒文集六个部分,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在立言部,康熙四十八年四月,张伯行为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撰写的序言,也是从立言说起的。

  《左传》云: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,虽久不废,此之谓不朽。”张伯行认为立德、立功、立言这三不朽原是分不开的,“古之圣贤,本其德而垂诸言,以为功于万世”。只是到了后世,三者各有所立,而难以兼而有之。“文章一道,近于古之所谓立言者”,要立下一家之言本就很难,而要称得上大家就更难了。

  张伯行从文学的“盛衰升降”为唐宋八大家做出了定位: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乐》《春秋》是为“六经”,这是“治世之文,文之本也”;春秋之《国语》乃衰世之文;《战国策》乃乱世之文;秦朝无文;西汉之文,以贾谊、董仲舒、刘向为盛;东汉文弱;三国文促;六朝之文,“淫哇靡丽,乱杂而无章,立言之士,盖寥寥焉”;到唐宋,这八大家令文章再度“蔚兴”,“固不敢望六经,而彬彬乎可以追西汉之盛”。

  张伯行对八大家的文章做出如此之高的评价的同时,也提出了一些批评。在张伯行看来,文章的好坏,在于是否合乎道。他认为“道者,文之根本;文者,道之枝叶”,唐宋八大家的文章“其文虽工,而折衷于道,则有离有合,有醇有疵,而离合醇疵之故,亦遂形于文而不可掩”,张伯行便是从这个角度切入对八大家文章的批评,选择他认可的文章编入选本,寄望这个选本“不特以资学者作文之用,而穷理格物之功,即于此乎在”。

  与茅坤的选本相比,张伯行的选本首先是规模更加小,茅坤的选本164卷1371篇文章,张伯行的选本仅19卷317篇文章,对于初学者而言,张伯行的选本显然更亲切,正所谓“后出转精”,张伯行的选本在选择篇目与厘定评语时,能够吸取茅坤选本的长处,而避免其短处。张伯行选本最大的特色,是推崇曾巩的作品,三苏中苏洵的作品,张伯行只选了两篇,未免太少。而张伯行推崇曾巩的原因,在于曾巩的文章不仅本于“六经”,而且为朱熹所喜爱。

  选本鲜明体现了个人或流派的文学品味,有的选本只绚烂了一时,有的选本则流行到了现在。张伯行的选本,直至今天仍在印行。